以青年为镜——论青年研究的理论创新与方法自觉

廉思

　　摘要：以世代更迭与多维挑战为基础，从当代中国青年面临的三重张力出发，刻画“80后”“90后”“00后”在“改革-市场-数字”不同时代浪潮叠加下的价值轨迹与风险版图，提出青年研究在中国的知识生产版图上正在完成从“素材供给源”到“理论发动机”的角色转换。探讨了从青年视角进行理论创新的四条路径，阐释了如何以中观机制、身份和福祉并行、多中心比较与共青团组织嵌入来重塑青年研究的解释框架。在此基础上，探讨共青团组织体系如何将抽样、民族志、实验三种研究方法形成互补路径，聚焦知识生产实践中的关键节点，提出制度边界、学术操守与公共取向三条原则，为在共青团系统内开展青年研究构筑兼具可行性与规范性的“方法自觉”实践模型。围绕青年镜像和中国社会科学在治理与知识层面的互构关系，提出面向全球的中国青年研究学术使命，并倡导青年研究应从“测温计”升级为“导航仪”，以更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视角，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贡献。

　　关键词：青年；世代；理论创新；方法自觉

　　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会的节点上，中国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高风险叠加与高技术跃迁的新常态。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1]、工业化纵深遭遇数字化转型、全球化链条面临重组转折—这些宏观结构的位移，在青年群体的生活选择与思想观念中留下了折痕。青年不只是未来社会的“主力军”，更是当下社会情绪的“放大器”，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敏锐、对公平正义的感知以及对数字技术的依赖，都以高分辨率反映着国家脉动与制度轨迹[2]。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潜力，必须先了解青年如何在时代浪潮中寻找立足点、在风险波峰中编织安全网、在数字洪流里塑造新认同。

　　青年视角之所以具有高度解释力，并非因为“年轻”这一生命阶段本身，而在于它总是处在历史惯性与现实情境交会的前沿。正是在这一交叉处，宏观政策的变奏、知识技术的更新与文化情感的涌动被青年群体放大，也被青年行动重新编码。换言之，青年既是社会变迁的“首发受体”，也是预测未来趋势的“超前信号”。唯有把纵向的代际变迁和横向的结构压力放入同一个坐标系，才能洞悉青年个体选择背后的时代纹路。

　　1.当代中国青年面临的三重张力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青年所面临的社会情境已与改革开放初期截然不同。一方面，宏观经济增速换挡、全球产业链重塑与数字技术跃迁不断压缩传统成长路径；另一方面，家庭结构小型化、价值观念多元化与公共风险常态化，使青年在个人选择与制度约束之间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要理解这一代青年的整体处境，必须同时捕捉宏观结构的资源分配、风险范围的加速蔓延与数字资本的深层渗透的时代背景。具体来说，青年生活世界正被三种力量同时牵引与撕扯—结构性机会的不均衡、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扩散、数字资本对资本形态的重塑—它们相互叠加、彼此影响，共同构成青年群体在今日中国的“多维拉力场”[3]。

　　（1）结构性机会的不均衡

　　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城镇化提速和产业升级呈“非同步耦合状态”，由此催生出“学历红利-区位红利-产业红利”之间的系统错位。高校扩招与研究生规模扩张显著提升了青年人口的人力资本质量，但区域产业升级具有技术吸收与链条完善的滞后性，且要素高度向超大城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使广大三四线城市和传统制造业难以吸纳新增高技能劳动力，形成高学历供给与低匹配需求共在的空间—产业剪刀差。与此同时，地方财力与公共服务差异、户籍制度的福利分割和区域治理能力梯度，共同形塑了“中心-边缘”的机会格局，使农村和县域青年在教育、就业乃至社会资本积累的起点较低。这种多层级的不均衡进一步塑造了青年对一线城市的过度簇拥与对三四线城市“躺平/低欲望”策略并行的纠结心理；对“考公”“考编”“考证”风险对冲机制的热衷投入伴随着对“内卷无门”的集体焦虑。当传统的升学、迁移与就业通道因成本递增和竞争加剧而日益狭窄，青年群体的机遇分布日益显现出分化趋势：具备较高家庭资本和社会网络者往往更容易进入发展前景较优的赛道，而资源相对有限的青年则更多地在“高学历但薪酬匹配度不高”或“跨区域流动门槛较高”的情境中寻求合适路径。对社会学而言，需关注的已不只是纵向流动的数量瓶颈，而是隐藏在“学历均值上升”背后的机会含金量差异—它通过代际相对剥夺感、地域身份焦虑和社会信任差异等心理文化机制，再生产出新的群体区隔边界。

　　（2）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扩散

　　当下，风险社会成为青年日常生活的背景。其影响并非均匀铺展，而是高度选择性地压向资源薄弱的青年群体。首先，房地产与金融双高杠杆让“拥有房产=锁定未来”成为隐性规范，未能进入资产循环的青年长期处于个体财政紧张状态；其次，平台化劳动与灵活就业虽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门槛，却将失业概率、收入波动和社会保障缺口个体化地转嫁给劳动者；最后，国际经济格局震荡对中国的影响，把原本属于中年阶段的风险前置到青年期，年轻人必须在职业规划、家庭决策乃至心理健康上同步承担“不确定性前置”的压力。贝克在风险社会理论中谈及，现代化自身即风险的孳生器[4]。对中国青年而言，这一进程表现为“压缩现代化”效应：宏观结构剧变的节拍快于经验法则的校准速度，导致未来预期失真，个体在即时主义消费与延迟重大决策之间反复摇摆。一方面，在可预见性迅速收缩的情境下，“做规划”让位于“做选择”，消费主义乃至即时快感经济盛行；另一方面，推迟婚育、压缩可选支出、囤积副业技能则成为防御工具包[5]。风险向生活世界的深度渗透，使安全感上升为衡量公共政策成效的核心指标，也催生出青年对国家和市场的悖论式期待：既希望国家提供更强劲的风险兜底，又担忧公共权力对私域的过度伸展。由此，社会学面临一项紧迫课题—在“高风险+低信心”的场景下，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与文化调适重建“信任合约”，并能在不同代际之间有效化解风险。

　　（3）数字资本对资本形态的重塑

　　数字化浪潮并非单纯的技术迭代，而是一场对青年生活世界、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层体系的结构性重塑。首先，数据和算法成为新的生产资料与权力基轴。能够熟练运用平台规则、转化流量为经济收益的青年创作者、程序员和运营者等，迅速积累了独特的数字资本，在学历、财富、权力之外开辟出新的社会分层维度；与此同时，平台算法主导的绩效考核、任务分配和流量分发，例如外卖骑手、腰部主播等青年群体的劳动节奏与收入水平被实时调控[6]。其次，“在线-离线”边界日趋模糊，青年在劳动、社交和消费中的一举一动均被沉淀为可检索的数字轨迹，继而被算法回馈，深度塑造其身份认同。数字资本既释放了前所未有的流动与创业机会，也催生了新的社会排斥机制：技术准入门槛与平台规则门槛的双重叠加，使“后进入者”被长尾锁定；“看不见的代码之手”又将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捆绑为“时时在线”，打乱了青年原本的生活节奏。在笔者看来，数字资本并非孤立的“第四资本”，而是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交叉编织，生成全新的“优势-劣势”结构：既巩固头部技术垄断，也为边缘青年提供“破圈”议价的缝隙[7]。在这样的数字资本场域中，青年的核心议题已不再局限于教育与就业，而是能否在平台治理、数据所有权和算法透明度的公共议程中获得话语权与制度席位，以争取可持续且有尊严的数字福祉。

　　2.当代中国青年的世代更迭

　　世代差异从来不仅是年龄差异，更是一种在特定历史窗口中累积的“成长经历”。当代中国青年以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改革前沿一代”、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市场化深耕一代”和21世纪00年代出生的“数字原生一代”为主体，从这三代人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加速度如何在代际层面沉积出截然不同的价值排序。“80后”被贴上“赶上好时代”的标签，他们在乡-城人口流动、高考扩招、民营经济腾飞的崭新契机中成长，对“努力-回报”的线性跃升模式存在牢固信念，住房、教育和职业被视为“只要肯拼就能获得”的正向筹码。与之相比，“90后”的成长背景则是市场竞争加剧、互联网平台崛起和学历贬值初露端倪。他们既继承了“80后”对个人奋斗的基本认知，又在职业不确定性、房价迅速上涨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夹缝中发展出对“资产性收入”与“自我情绪满足”的双重依赖—“考证-副业-理财”成为新的安全感配置，而“圈层文化”“粉丝经济”则提供身份归属和象征资本。到了“00后”这一代，数字技术从“工具”彻底转变为“生态”，算法推送、短视频和虚拟社交重塑了他们的感知节奏，也降低了传统精英路径的稀缺性；平台流量反而带来“低门槛高波动”的机会主义，催生了“反脆弱”的多栖身份策略—“00后”既主动拥抱“兴趣即职业”的“去线性”生计，也随时准备“掉头”去“考公”“考编”，回到体制内的安全港[8]。三代青年共享同一民族国家想象，却因成长所经历的结构截面不同而对效率、公平、自由、秩序这四种核心价值赋予不同权重。“80后”以“努力-回报”的勤绩伦理为核心，“90后”在精神需求与物质保障之间寻求平衡，“00后”则凸显对自我小世界的守护和公共安全托底的诉求—既愿做移动互联时代的“数字游民”，也要求国家为其提供稳定的公共产品。

　　这种价值变迁并非旧价值被新价值替代，而是多重价值在竞争性场域中形成新的层级排列。“80后”强调对制度机会的延迟满足和长线投资，这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提倡的“知识改变命运”叙事相互嵌套。“90后”在市场化与互联网双重刺激下呈现“多线下注”特征，一方面通过证书、绩点维系学校与企业场域的“硬通货”；另一方面通过消费符号、圈层文化在同侪场域争夺“软资本”。“00后”则表现为“去中心化的风险分散”，算法推送与碎片化知识冲击了“大叙事”的稳定性，他们更信赖短周期反馈与拥有多元身份来掌控不确定性。正因如此，国家话语与青年自我阐释之间的意义边界也在不断调整。“80后”将国家发展与个人奋斗视作同向同行，“90后”在爱国热情与个体体验之间作情境切换，“00后”则以“国家使命-个人世界”双频道并行的方式自洽。价值观念的内生逻辑转变，促使政治学和社会学重新审视动员力与行动力之间的配方—当民族主义与后物质主义在同一语境中共生，国家治理需要的不只是宏大论述，更是精细化识别不同世代的情感触点与风险阈值[9][10]。

　　世代更迭还深刻改变了社会再分配与合作的前提。根据“社会代”理论，任何一代都在接受与批判上一代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定位，而这种“批判”能否转化为建设性动力，取决于社会是否为新的价值提供制度化出口[11]。当“90后”面对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抚养压力等产生“躺平”“摆烂”等消极态度时，若缺乏公共政策的弹性调节和主流文化对失败的包容，他们的反身性就可能滑向犬儒式的自我消解；反之，当国家通过创业扶持、灵活社保、心理健康服务等差异化供给，为新价值提供合法渠道时，“消极抵抗”就有机会转化为“建设性协商”[12]。同理，“00后”对环境保护、权益维护、性别平等、职场公平、数据隐私的敏感度显著高于前辈，但如果治理体系仍以传统科层体系和线下回应为主，他们的“高期待-低反馈”错位就会积累为失望；若能借助数字协商平台、青年议事厅和算法透明机制，让新议题及时得到回响，青年的动能便可能成为公共创新的养分。于是，中国青年的世代更迭就不只是社会文化的自然发生，更是一种需要被制度化编排的治理议题：它要求国家在宏观调控与微观赋能之间寻找平衡，也要求社会学在描述代际分化时避免简单刻板化，而是关注价值碰撞背后的制度调适逻辑。

　　可以说，中国青年展示了一条从标准路径到多元并行、从单一诉求到多重表达、从延迟满足到即时修复的价值演变轨迹。理解这一轨迹，不仅需细读宏观结构对青春经验的形塑，也须洞察青年如何在消费文化、数字生态与社会交往的微观层面把时代脉冲内化为生活策略。对研究者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既要避免将青年简化为被动的结构承受者，又要防止把个体能动神圣化为破解一切困局的神话[13]；既要看到国家、市场和技术在世代价值重塑中的能量，也要尊重青年在缝隙间编织出自我发展道路的创造。只有避免单一化的视角，才能为社会学乃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更深刻、更具启发性的知识图谱。

　　3.青年研究的角色转换与时代使命

　　当代青年面临的多维挑战形塑其价值观念，青年生存境遇与价值观念的迭代亦反作用于社会发展与相关知识生产，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变化推动着青年研究在中国的知识生产版图上正在完成从“素材供给源”到“理论发动机”的角色转换。笔者在持续近二十年的青年研究中，相继提出“蚁族”“工蜂”“蜂鸟”“拐点一代”等具有中国经验色彩的社会学概念，用以捕捉青年群体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生存状况。在概念提炼过程中，笔者认为单纯复制西方世代理论、结构功能理论或风险社会理论，已难以捕捉中国本土经验中的制度特色与文化根基；仅停留于描述统计与事实写作，亦不足以回应国际比较与概念创新的呼声。如何透过青年的镜像来识别社会制度的运行机制与时代精神的变奏，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直面的核心议题。

　　（1）从“经验样本”到“解释核心”：青年研究的内在驱动

　　青年之所以能成为理论生产的突破口，根本上在于其具备“多变量交叉压缩”的特征。在青年个体身上，经济结构的再分配逻辑、政治结构的参与逻辑、社会结构的流动逻辑与文化结构的认同逻辑往往交会叠加。这种多重交叉性使青年研究天然成为观察制度变化、价值演进与技术治理的综合窗口。

　　长期以来，青年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更多地处于“材料供应方”，即将青年视为验证西方理论的样本库和治理工具的适配对象，较少作为理论创新的动力来源。不少研究仍停留在青年行为的类型化描述、群体特征的数量统计与政策效果的评价分析之上，缺乏将青年置于国家治理逻辑、社会转型机制与全球政治博弈中的深度解读。这不仅限制了青年研究的学术质量，也削弱了中国研究成果在全球对话中的知识供给能力。青年研究不应再是单向度地为既有政策背书、为西方理论验证，而应以青年群体的复杂性和现实性为支点，反向推动理论创新和方法进化。

　　（2）回应“大问题”与“新问题”的双重使命

　　随着中国社会步入新发展阶段，青年问题已不仅是既有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一个子议题，而成为诸多“大问题”与“新问题”的集合点。从人口负增长的传导压力到城市治理的参与难题；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配到数字主权与数据伦理的新议题，青年群体都以不同形式参与其中，其需求、反应和表达既是问题成因的一部分，也是问题解决的突破口。这一现实呼唤青年研究在议题设置上的升级，不能再囿于就业、婚恋、教育等传统子项，而是要尝试将青年作为理解整个社会变迁的透镜，将其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定位。例如，在城市治理中，青年宜居指数可作为衡量城市可持续性的标准；在技术治理中，青年算法困境可揭示平台垄断的伦理悖论；在公共财政分配中，青年代际正义可作为资源调配的新基准。正是在这些“大问题”与“新问题”的接口处，青年研究能够获得穿透单一学科、贯通多个领域的杠杆效应。与此同时，研究者还应敏锐把握知识迭代的节奏，即识别并分析尚未充分显影但已深刻影响青年的潜在趋势：如AI辅助劳动带来的就业结构转型，地缘政治变化对青年国家认同的塑造，平台算法对青年情绪表达与社交关系的深层干预等。以青年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导向，青年研究将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更是变革的参与者。

　　（3）重建“知识共同体”：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青年研究往往被边缘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或教育学的“辅助学科”，其理论生产能力和方法创新能力未被足够重视。新时代，青年研究必须走向学科交叉的中心位置，与政治学、人口学、经济学、传播学、心理学、技术哲学等领域展开对话，从而生成新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例如，人口学提供代际比较的框架和更翔实的数据基础，心理学贡献主观幸福感与情绪动力的解析路径，政治学聚焦政策变迁与身份建构的机制，技术哲学则揭示数字平台的治理逻辑与风险结构。只有在多学科融合中，青年研究才能跳出青年本身，成为观察社会整体运行与国家治理体系的“超级变量”。

　　在这一过程中，青年研究还需主动参与全球知识公共品的生产，通过中国经验的案例化、概念化、学理化转译，为全球社会科学贡献新的解释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既要在学理阐释上与国际接轨，又要在问题意识上保持本土扎根。这要求青年研究者同时具备理论语言的跨界能力与社会事实的沉浸经验。当代中国青年研究须在经验复杂性与理论自主性之间找准方位，在学术批判与知识生产之间找到平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完成从“辅助性研究”到“核心性议题”的角色转换，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重构的关键支点。

　　如果青年群体是一面折射社会全景的棱镜，青年研究的理论体系则是解析棱镜光谱的刻度尺。国内学界多以“宏观-微观”二分法、身份承认框架和单轴比较范式来考察青年问题；然而，数字资本浪潮、风险链全球化与身份多样性正在撬动这些旧坐标。要真正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全球对话的知识资源，必须在理论层面完成一次系统的“坐标重排”。

　　1.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到“中观机制”

　　在中国青年研究的知识谱系中，沿袭结构功能论与行动理论的“宏观-微观”二分范式已显露“解释天花板”：单靠宏观指标（如城镇化率、GDP增幅、教育经费占比等）描摹机会结构，已难以呈现制度运行的真实逻辑；而将分析重心完全下沉至个体行动或生活策略，又难以为公共政策提供可落地的调节“螺栓”。青年的处境恰恰置于两者之间的中观层—家庭的经济和精力投入、学校的学业和就业评价、社区的资源和人力分配、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互联网平台算法等，多元机制织就的“机会脚手架”持续被重写。

　　中观机制论主张不拘泥于单向的上下传导，转而捕捉纵向层级-横向协商-斜向嵌入之间的关系，比如同一项全国性就业扶持政策，东部地区或许以“产业升级＋税收减免”快速对接地方产业链，而中西部地区则借助大众创业推动非正规就业形态的扩展。相对于政策文本，青年个体的获得感还受限于家庭文化资本、迁徙成本与数字技能门槛。唯有把行政等级的垂直权威与平台自治、组织协商的水平动力，以及家庭、社群等斜向嵌入机制置入同一分析框架，方能勾勒出国家-市场-社会在青年议题上的“套嵌协商”格局。

　　在理论整合层面，冲突视角突出利益失衡与权力分配，治理视角强调多元主体在规则制定中的合作制衡。两者在中观层面合流，冲突塑造协商议题，协商修正权力边界。借助这一双向合力，研究者不仅能够解释同等学历在不同城市的溢价落差，亦能揭示出算法调度如何无形加剧对劳动时间的剥夺。中观机制为青年政策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操作环节，研究者可以据此向团组织、街道或平台企业提出更具体、可执行的改进建议，而不只是停留在宏观口号上的再分配或赋权。

　　2.身份和福祉并行—青年政治关注的双轴转向

　　全球“身份政治”发轫于对主流话语排斥与文化压制的抵抗，其核心诉求在于“被看见”和“被承认”[14]。然而，后疫情时代的风险叠加，让各国青年更直接地面临发展困境—高房价加剧了代际资产传承、灵活就业削弱了劳动收益稳定性、心理健康危机和生态失衡侵入日常生活[15]。在这样的境遇下，青年群体的核心关切逐渐从“谁的声音得以表达”转向“谁能分得有限的福祉资源”，福祉政治由此提出。

　　福祉政治（Politics of Well-being/Welfare Politics）是在福利国家研究、社会政策、政治哲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交会中逐步形成的分析视角，具有多源起点。其中，“能力-福祉”框架由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首创，并由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系统化发展，其核心主张是衡量个人福祉与社会发展，不能停留在收入、物质资源或主观效用上，而应关注人们“能够做什么、能够成为怎样的人”，即真实可行的选择自由。在评价福祉时，森主张看“能力集合”而非单一收益；努斯鲍姆进一步提出“十项核心人类能力清单（生命、健康、尊严、安全、感情、实用理性、情感联结、休闲游戏、政治参与、与自然共生），强调该清单应成为各国公共政策与社会正义的底线。基于努斯鲍姆的“能力-福祉”框架，可将青年基本福祉分解为四项关键能力：可负担且安全的居住能力、有尊严且受保护的劳动能力、持续学习与创新的成长能力，以及身心与生态双重可持续的健康能力[16]。与强调平权的身份政治不同，福祉政治关注的是这些能力在具体制度情境中能否被真实行使，并在代际与地域层面实现可度量的改善。这要求国家和市场围绕青年能力缺口重塑资源分配逻辑，如租购并举需以可支付性而非资本收益为准绳，社保体系应将平台劳动与灵活就业纳入同一安全网，公共心理服务需进入校园、社区与数字平台，绿色转型应考虑平衡未来收益和当下成本的代际正义。

　　此一转向对研究者提出新的挑战：在方法层面，需将主观幸福感量表与客观福祉指标（如收入中位数、租金收入比、非正式合同占比、心理压力指数、绿地可及度）交叉校正，构建多维度、长周期的福祉监测体系；在理论层面，则应探讨“能力-福利”如何在不同治理模式下相互制约或强化。福祉政治的提出并未否定身份政治“承认”的价值，而是力图以可量化、可问责的治理支点将象征正义与物质正义“并轨”，从而为青年公共政策提供既看得见又摸得着的评价体系。

　　3.多中心比较与跨制度社会学

　　若用单一概念指称多样化的现代化道路，很容易遮蔽不同政体在“国家-市场-社会”布局上的差异性。不同国家面对相同的问题，却在制度回应、市场逻辑与协商方式上呈现不同路径。多中心比较主张打破“西方=参照/其他=例外”的二元坐标，将若干制度复合体（发展型国家、福利模式、平台资本主义等）视为彼此平行、可交叉学习的“知识节点”[17]。

　　跨制度社会学的第一步是以青年发展机会为轴心搜集可比性指标，如大学升学率与技能型职业赛道比例、租房市场稳定指数与住房拥有率、平台劳动渗透度与社保可及性、心理压力指数与公共医疗负担等。第二步是分析这些指标在不同政治共同体中如何相互作用，如“高税收-高福利”模式压低了青年住房成本与就业焦虑；“数字平台-灵活劳务”模式在拓宽就业入口的同时也增加了收入波动等。第三步是将比较结果反馈到理论层面，提炼出若干可跨制度解释的中层命题。

　　多中心比较并非构造新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制度拼图方法揭示：相似的青年困境在不同治理逻辑中会催生不同的资源再分配机制；中国经验在某些维度可能更接近东亚国家，而另一些维度则与南欧或北欧国家形成对照。由此，比较社会学摆脱了“西方范式”或“东方例外”的单轴叙事，转向多节点-多轴-多层级的网络化知识结构，使青年研究真正成为连接多元制度与跨区域治理的“结构洞”。

　　4.共青团组织嵌入的研究范式

　　与西方“利益集团-公共部门”式的权力架构不同，中国的国家运作逻辑自革命年代即建立在群众动员的框架之上：国家通过纵深的组织体系把政策资源、意识形态与社会需求连成一体，形成一体多元的运转格局。其显著特征在于动员体系的前置性—政策制定并非等待群众自发诉求，而是依托组织触角主动下沉、预先布局。正是在这一政治安排下，共青团（包括学联、青联等）成为进行中国青年研究绕不开的制度节点：它既是国家动员体系在青年群体中的“末梢神经”，也是青年诉求向上反映的“毛细血管”[18]。

　　团中央-省-市-县-乡镇（街道）的五级梯度结构，使团组织在空间上覆盖城乡所有行政区划，在功能上贯通教育-就业-文化-社会服务各领域，构成青年研究的中观场域。这意味着在中国情境下，青年与国家的互动不是西方式的主要通过社区、宗教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中介完成的间接联结，而是由共青团组织深度嵌入的“日常接触面”式联结：无论是思想教育、就业服务、志愿活动，还是心理援助和婚恋交友，团组织都以制度化载体的形式，将国家关怀具体而持续地嵌入青年生活的各个层面，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青年联结机制。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一嵌入带来两重意义：一是提供跨区域、跨越社会分层的快速抽样和田野入口；二是提醒研究者必须在国家预设的政策边界与意识形态要求中展开反身性审视。

　　共青团的存在重新标定了传统社会学认识框架（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共青团既承担国家功能又具备社会属性，它是连接党政体系与个体的节点，通过覆盖广泛的组织体系为青年提供服务，通过搜集数据和撰写报告等形式将青年的“急难愁盼”反馈给有关部门，形成国家对青年议题的政策优先级。共青团在资源分配与青年行动中的中介机制，为中国青年研究解释制度效应提供真实路径及有效改进方案。

　　在中国青年研究中，共青团纵贯“中央-基层”的组织体系构成了无可替代的方法论支点：它一方面为大样本抽样、民族志与政策试验提供了人口台账、田野入口和实施渠道；另一方面，其内置的政治合法性和绩效考核框架又对研究议题、数据口径和成果呈现提出了刚性约束（见表1）。截至2024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531.8万名，共青团组织439.7万个[19]。这一庞大网络兼具动员优势与制度刚性，要把这种政治体系转化为学术增益，需在操作层面厘清“如何借组织体系而行”，在反思层面回答“如何与组织体系共生”，并在规范层面守住“制度-学术-公共”底线。

　　1.“组织体系+调查方法”的三种融合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组织-抽样协同”。共青团五级梯状网络在空间上覆盖“团中央-省-市-县-乡镇（街道）”，在社会属性上同时囊括城乡、行业、年龄、性别等维度，天然构成一套可操作的分层框架。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分层随机抽样与追踪调查之所以被视为“标准”，关键在于能够较为精确地估计总体参数并监测时间效应；然而，这一技术理想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往往受制于地址登记系统不完善、较高的抽样成本和追访失联比例。共青团的组织台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基础设施缺口：研究者可将共青团数据库作为抽样框，将行政层级转写为统计层级，把团籍属性（团员、注册青年、团干部）与人口学变量交叉生成抽样层；随后在抽样设计阶段引入PPS（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并为未入团青年设置替代样本池，以降低抽样误差。接下来，借助团属通信平台与线下“青年之家”进行实地核实与基线访谈，可显著压缩首访与后续追踪的边际成本，同时利用组织自身的政治信誉提高响应率。研究者需将这种制度资源转化为符合国际可比性的权重体系：先根据分层概率计算设计权重，再用后分层校准对冲样本与普查分布的偏差；在滚动面板中，还可利用团组织对转学、转岗、迁户等动态信息的实时掌握，精准定位失访样本并与之取得联系，从而在技术层面达到较高的数据质量。更重要的是，共青团样本的行政嵌入性使调查结果可以“无缝回流”到政策窗口，研究者既能在报告中给出代表性统计推断，也能将细分群体（如县域返乡创业青年、城市灵活就业青年）的精确画像交付给对口部门，实现知识生产与治理资源的同步分配。需要指出的是，“组织-抽样协同”也存在青年年龄段覆盖不全、代表性不足和新兴领域群体执行力不够等问题。研究者可主动整合基层团组织的资源优势，有效弥补缺陷，实现研究意图。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明确团的组织成员和青年群体之间的差异，避免将组织成员意见简单等同、替代为所有青年的立场。

　　第二条路径是“场域-民族志联合”。如果说抽样协同的核心是“广度”，那么场域民族志的价值在于“深度”—它把共青团作为一块天然的田野基底，让研究者能够在宏观制度与微观实践之间穿梭。与经典社区研究侧重地缘网络不同，团组织的实践场域往往是多重空间与多重网络的交叉：一个街道“青年之家”既是党群服务中心的功能延伸，又是滑板社、二次元社群的文化据点；一次高校团委的创新创业大赛既关系到学生竞赛积分与学院育人成效，也嵌入企业投融资和人才招聘。置身此场，研究者必须同时调动组织民族志（记录会议、文件、任务分解与考核流程）、参与式行动研究（共同设计活动、评估项目）与布迪厄场域理论（辨析资本结构与位势竞争），其要点在于通过引入“多重书写”方式，改变、完善官方话语对场域意义的单向解读路径；正式文件、场景观察、微信群聊天记录、青年自述Vlog同时进入田野文本；以事件链条为轴，追踪资源如何在团干部、青年骨干之间流动；以情感与象征互动为经，捕捉青年如何借助政策支持获得安全感，又如何在政治语言中进行再阐释。这样的互构式田野研究不仅揭示国家权力的在地运作，也让青年能动性不再停留于宏观理论上，而是通过具体行动、情感温度与日常活动得到经验性呈现。进而，场域民族志与抽样协同可形成“宽窄互证”：前者为定量调查中难以解释的异常值、局部效应提供机制说明；后者则为民族志观察的典型个案提供宏观分布与可比较性，二者相互咬合，构成兼具代表性与深描力的综合叙事。

　　第三条路径是“实验-干预耦合”。借助团组织广泛的基层服务能力与“试点-推广”的行政逻辑，中国学者拥有开展政策实验的广阔舞台，研究者可以与地方团委签订合作协议，将特定区县、学校或社区设为干预单元，再按随机或准随机原则划分实验组与对照组。例如在40所中学中随机抽取20所开设“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课程，另外20所保持常规教学；或利用团委正在推进的“青年友好型社区”分批改造计划，结合问卷设计测量就业、心理健康或社会参与度的变化。共青团组织体系在此扮演“三角支撑”角色：一是伦理与信任支撑，官方背书使随机分配更易获得管理者和家长的接受；二是实施与监督支撑，团干部能够确保干预按计划进行并实时记录过程指标；三是扩散与外推支撑，更高层级的团组织可将有效机制快速复制到同类地区，从而为学术研究带来规模化外部验证的机会。与此同时，因果推断框架既为“实验-干预”提供了严谨的统计工具，也要求研究者严守可重复、可公开、可质疑的科学规范，将实验评价前置到项目设计阶段，建立“研究者-团干部-青年代表”三方会商机制，确保研究问题与政策目标同构、干预强度与伦理底线可兼容。“实验-干预耦合”在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将青年所需的资源推送到政策一线，实现科学性和实效性兼具的效果。

　　可见，组织体系与社会学方法的三种融合路径分别对应大样本代表性、田野深描机制和因果推断严谨度，它们通过共青团这一组织体系被编织进同一研究设计：抽样协同提供全局视野与横截面基底，场域民族志揭开制度操作与青年能动的缠绕肌理，实验干预则用可验证的因果链条检验政策与理论的有效张力。三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既彰显了中国制度环境对社会学方法的激活力量，也提供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维持学术自治的可借鉴范式。

　　2.反思知识生产实践

　　研究者在与共青团组织的协作中有两种角色身份，他们既是政策顾问，承担政策评估与项目设计的现实功能，又是调查学者，肩负揭示社会问题、阐释社会现象的学术使命。两种角色身份对研究伦理和方法论提出了较高要求：进入田野之前，研究者需与团组织签署合作协议，然后调取当地资料、参与方案制定；与此同时，学术惯例要求研究者遵守同行评议、数据共享、成果公开等学术规范。在行政委托与学术自治之间保持平衡的关键，在于持续的角色显化与动机披露。在所有实地调查、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中，研究者都应向团干部和被调查者双向声明自己的身份，明示所采集信息对政策与研究的不同用途，并在研究日志中设置政策建议与学术反思两套独立记事，以避免行政指令的刚性吞噬对深层机制的追问。研究者需确保这种角色张力在日常书写与汇报中实现反复自觉化，以避免行政指令的刚性遮蔽对深层机制的追问。

　　与角色张力并行的，是因进入青年现场而凸显的“互信建立”难题。在青年调查一线，真正的风险往往源于知识权力不对称：一方掌握制度资源，另一方掌握解释话语。应当由技术遮挡转向关系增权，具体体现在两层互补机制上。一是组织端的开放胸怀。各级团组织需认识到青年问题是高度专业化的复杂领域，唯有在议题遴选、数据口径、解释框架上尊重并吸收学术知识，才能避免行政命令对青年多样性的过度简化。这种尊重并非削弱行政权威，而是将之升级为“学习型权威”，通过一起开会、共同组建课题组等方式把专业讨论嵌入决策流程，让研究者的分析逻辑与一线实践感知在同一时空里对话、磨合、互补。二是学术端的谦逊姿态。研究者必须认识到，基层团干部虽然不一定拥有相对深厚的理论功底，却以其日常与青年面对面的实践经验，积累了对风险节点的敏锐洞察。真正的学术专业性不应是居高临下的审视，而是“与团同思、与团同研”的协同：在研究设计阶段就邀请团干部共同讨论抽样层次与访谈提纲，在数据解释阶段让团干部检视模型输出与田野记录之间的差距，避免“模型悬浮”或“概念水土不服”，使学者的推断与干部的经验互为检验，使研究结论在持续互动中转化为可执行、可评估、可迭代的具体行动。唯其如此，方法自觉才能在制度与实践的双重张力中既保持锐度，又不失温度。

　　具备“角色张力”与“互信建立”仍不足以抵达知识生产的终点，还要在知识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抵御单一话语垄断，进行“多语体写作”。在政策报告之外保留田野笔记、青年口述、网络帖子与影像拼贴，让不同叙事层级保持可见但各自独立；在学术论文中对官方统计、团干部访谈与青年微叙事实施三段式引证；在团属新媒体矩阵发布研究成果时，以青年故事短片、数据漫画、播客圆桌等形式让青年积极参与，以发出普通青年的真实声音。这种多语体写作是一种知识共塑机制，不同主体的并置打破了学术与实践之间的单向供给链：当田野札记里的犹豫与迟疑、青年口述中的情感与温度、数据可视化里跃动的图表趋势共同进入公共视域时，研究文本就不再是一条单向度的“结论输送带”，而成为一个多声部的“立体配音室”：宏观指标提供制度背景与趋势走向，学术观点还原决策逻辑与资源约束，青年自述与影像则注入现场体感与情绪纹理。三者的异质性使任何单一话语都难以形成“独响”，避免了知识生产可能产生的“自说自话”。此外，多语体写作在不同受众圈层制造“交叉回响”：同一组研究，学术期刊读者可能聚焦因果推断的严谨度，团干部读者更关注政策可操作性，青年受众则在短视频或播客中检视自己的生活故事是否被精准映射。这些差异化反馈推动研究者不断“回炉重铸”概念与模型，也让各类证据在多轮对质中完成净化与增值。

　　更关键的是，当论文被置入同行评议时，相关质疑及讨论以“问答附录”回流给团组织，研究过程将呈现“外部批判-内部修正-交流互动”的螺旋：外部视角“刺穿”组织盲区，内部意见校正学术盲点，公共平台再一次把多元证据、分层叙事同步推向青年社群。如此往复，知识生产才真正从“单次收割”转向“持续发酵”，既具批判“辣味”，又有治理“弹性”。因此，多语体写作的重要性在于重构知识-权力-公共性的运行逻辑，把青年从数据链的末端推向话语链的前端，让研究者在国家需求与青年诉求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3.方法自觉的三个原则

　　在共青团组织体系深度嵌入的研究场域中，方法自觉既是学术质量的“防火墙”，也是知识转化为治理动能的“变压器”。要避免青年研究滑向政策附庸、技术外包或孤芳自赏，须在价值维度、操作维度与传播维度上同步设立“安全阈”。为此，笔者提出制度边界、学术操守与公共取向三条原则：前者确保方向不偏、路径可行；中者捍卫知识独立与方法可靠；后者则把学术成果纳入全球对话。只有守住这三条原则，方法自觉才能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既不失焦，亦不自囚。

　　一是制度边界。在中国开展青年研究，首要原则是对国家秩序保持充分敏感，学术探究必须在政治合法性与制度框架所划定的边界内展开，而不能假设一块脱离现实权力与资源配置的“真空地”。制度边界的意义首先在于保障方向正确。议题提出和研究设计要与党的领导和国家战略保持同频共振，避免偏离主线或误导舆论。其次是确保操作可行。数据采集、深访座谈和质量评估都要经过立项审批-经费拨付-过程监管-成果验收的完整链条，保证学术研究和行政运行并行不悖。最后是提升研究含金量。只有将政策硬约束（预算上限、指标口径）与组织软弹性（试点窗口、资源腾挪）同步写入模型，才能规避“制度盲区”导致的解释失真，为决策部门提供可执行的改进方案。换言之，遵守制度边界并非学术自缚，而是确保研究成果既经得起学术检验，又经得起实践落实，并最终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青年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是学术操守。坚持学术操守，核心在于以规范化流程、可复现数据与批判性文本保证成果的科学性。具体而言，在方法层面实行研究方案备案、数据全流程留痕与独立方法复核，确保抽样设计、指标构造和模型选择的每一步都可追溯、可质询，避免为迎合既定结论而进行策略性调整；在写作层面为反向证据、负面结果和青年“不配合”保留叙事空间；在功能层面，学术自律并非与制度抗衡，而是通过“规范＋批判”的双轮驱动，提高知识可信度、推断力和解释力,促进学术同行在匿名评审中复现模型、质疑论断，推动研究边界与政策底线之间的沟通与协作。

　　三是公共取向。若青年研究止步于政治术语或象牙塔论辩，即便数据完备、模型精细，也难以改变青年群体的现实处境与未来想象。公共取向包含三个方面：写作伦理是以青年易于理解且乐于传播的叙事样式呈现成果，保留田野温度和个体质感，使数据与生命故事相呼应；行动伦理是将田野揭示的“风险清单”转化为“执行清单”，推动地方政府和各级团组织在预算、项目、政策等层面给出可操作的举措；全球伦理是通过脱敏数据、方法指南与跨国合作，将中国青年研究的概念和指标共享给处境相近的全球伙伴，拓展“多源知识-多元政策”的对话通道。最终，公共取向旨在打破“学术期刊-政府文件”的学术成果封闭循环，使知识在青年个体、社会团体与公共舆论的多声部共鸣中，形成“共知-共治-共创”的学术氛围。

　　制度边界为研究划定航道，学术操守提供驱动力，公共取向则决定抵达的远方。三者环环相扣，构成一套能同时实现政治理性、学术理性和公共理性的方法论框架。沿此路径拓展，中国青年研究不仅可为政策注入可验证、可落地的证据，也能把源于本土的概念和问题推向全球对话，在未来知识版图上标注出更鲜明、自信的中国坐标。

　　青年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映照国家精神的镜面与折射未来光线的棱镜。透过其价值抉择、风险感知与生存法则，可洞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张力：一方面，国家治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需要迅速校准政策罗盘、重塑安全阈值；另一方面，青年在多重不确定中生成灵活、多元乃至实验性的生活策略，提示我们确定性从未游离于宏大叙事之外，而是在多样化实践中被在地化地建构。

　　青年这一镜像效应要求研究者完成双重自我反思。一是知识立场的反思。在全球知识重心不断东移的今天，如果仍停留在“接受-挪用-修补”式理论路径，既无法呈现中国经验的复杂度，也难以为世界提出新问题。唯有将青年实践提炼为可与全球平等对话的概念资源，并在比较维度上转化为解释范畴，方能回答“何以中国”的学理追问。二是方法论层面的反思。本文提出的路径既展示了依托共青团开展学术研究的制度优势，也提醒学界注意权力运行与学术伦理的安全边界。换言之，知识的创新往往发生于制度缝隙、平台接口与青年日常的多向互动之中。

　　面向未来，青年研究的学术使命将越发凸显。在宏观层面，为风险分摊、数字治理与代际公平等跨领域议程提供敏感且前瞻的指标，帮助国家治理实现动态校准；在中观层面，连接政府、学校、社区和平台，通过学术研究将社会创新转化为不断更新的治理模式；在微观层面，保存个体生命史的细致纹理，防止青年被简化为统计数字或政策客体。尤其是要将青年研究锻造为一种开放的“想象空间”，既承认技术不完美和制度不完备，又尊重青年在不确定中编织意义的创造力。正是这种想象空间驱动知识共同体持续生成新问题，并把中国的独特概念、方法与路径贡献给全球公共议题。

　　进入第十五个五年规划，中国社会科学应以青年为镜：向下扎根田野，捕捉结构裂谷中的微光；向内反思方法，在制度运行中保持批判与合作的动态平衡；向外融入对话，与各国学术共同体共建多元、互补而非依附的知识通路。如此，方能将对青年的细腻体察转化为对社会深层机制的系统认知，使中国经验不再是全球社会科学图谱的边缘注脚，而是成为激发范式转换与方法革新的重要来源。中国青年研究由此不仅回应本土之问，也贡献世界之思，展现出中国社会科学在理解复杂世界中的独特解释力，在世界知识版图上发出自信而独到的声音。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兴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政治倾向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新兴青年群体的社会整合”（项目编号：21@ZH025）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系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转自《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