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心态的“变”与“不变”中凝聚共识

廉思　

        近年来，一些负面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心态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社会心理的影响因素、生成机制、体现形式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应在“变”与“不变”中寻求平衡，引导人们的心理认知，规范人们的行为边界，推进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进入新时代，我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从整体来看，我国社会心态主流积极健康，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明显提升。但同时，伴随各项改革开放举措向纵深推进，民众利益诉求分化、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社会利益与矛盾冲突更加复杂，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消极、非理性的社会心态。尤其是近年来一些负面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心态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这需要我们在“变”与“不变”中寻求平衡，引导人们的心理认知，规范人们的行为边界，推进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积极进取中蕴含焦虑情绪。在经济社会持续转型中，生产要素重新配置，资源、利益再分配必然会动摇原有利益格局，出现贫富分化及阶层分化。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不断拉高人们的生活及消费预期，日常生活中教育、医疗、住房、汽车、养老等支出压力剧增。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个人收入增长乏力，甚至一些行业出现收入不升反降情况，收入与支出之间拉大的不平衡使得人们的生活压力和心理焦虑随之出现。当前，部分产业承压明显，相关中小微企业运营困难，中低收入群体境况堪忧，当一些具有冲击性的负面事件进入社会生活后，极有可能诱发人们的负面心态，产生焦虑情绪与迷茫心态。 

　　情感驱动易引发社会共情。当前，社会心态具有强情感驱动特点，易于极端化。负面事件发生后，人们往往对事件缺乏客观理性分析，容易接受外界压力或消极暗示，随波逐流，盲目起哄，从而引发集体狂热、情绪极端、言行失控等行为。加之网络空间为某些群体提供了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取的情绪宣泄机会，他们往往以狂欢的心态，使用侮辱性、暴力性言论来表达内心的不满。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很容易成为网络民粹主义的“燃爆点”，一些重大民生问题，如房价、股市、子女教育、延迟退休等都能迅速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产生共情效应。社会心态的强情感驱动特征，往往使得基于理性主义视角而打造的治理工具“失灵”。 

　　自身困境倾向于制度归因。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和货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通过平台接单提供服务，工作处于“原子化”状态，流动性强，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随着工作不稳定性增加和工作强度的加大，这几类群体对社会发展的负面评价有所增加。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来，自己生活艰辛是平台背后的资本所致，而资本的所作所为则是法律“默许和纵容”的结果。这一现象反映出客观理性看待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就业形态，以及处理好互联网平台与从业者的劳动关系的迫切性。当今时代，信息的流动性和交互性使得社会心态的复合性、衍生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避免会有消极心态，而消极心态也具有一定的信号意义，是我们识别社会风险、研判社会思潮、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契机。 

　　经济高速发展导致的认知惯性。在我国长达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社会大众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化的成就预期认知惯性。这一过程中，社会的长期繁荣进步塑造了人们独特的认知惯性，即一种将发展上升视为社会常态、个人努力与成功回报直接关联的线性发展观。这种心理现象可被视为社会文化环境与个体心理发展相互作用的产物，体现了“社会认知偏差”与“成就动机强化”的双重特征。人们将社会经济的繁荣景象视为长期存在的稳定结构，形成了对未来高度乐观的预期。然而，当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高质量、可持续转型升级时，这一原本激励人们奋进的认知惯性却成为其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桎梏。具体而言，人们在面对经济增速放缓、职业竞争加剧、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等现实挑战时，原有的“努力即成功”的线性逻辑受到严峻挑战，既有的认知惯性不能及时进行“刹车”和“转向”,导致在严酷的社会现实中屡屡碰壁，进而引发焦虑、挫败感乃至抑郁等消极情绪反应。 

　　高度内卷化环境引发情绪内耗。自动化与智能化浪潮席卷而来，传统行业受到冲击，新兴业态层出不穷。与之相对的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使得部分岗位需求缩减，高学历人才供过于求，学历的“含金量”逐渐被稀释。一些人为提升自身就业竞争力不断加入提升学历的竞赛随着硕博学位的扩招，其稀缺性也在逐渐降低，加之就业市场的复杂多变，许多人即便获得了更高的学历，也未能如愿获得理想的职业机会和薪酬待遇。这种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的现状，让不少人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挫败感之中,甚至逐渐形成一种“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状态，即他们开始相信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现状，进而减少对未来的积极预期和行动。再者，一些人在追求高学历的过程中，往往将学历视为获取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学历的稀缺性降低，且未能带来预期的回报时，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所属的群体（如高学历群体）的价值不断弱化，进而无法对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角色产生归属感和安全感，这种社会认同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情绪内耗。 

　　数字时代平台算法加剧心态极化。在网络社会中,平台推动个体心态的多样化呈现与表达，社群同质聚集更方便，信息传播更快捷，社会心理的形成传导加速，社会心态的流变性也更强。当算法推荐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新闻和消息推送时，只有个体关注和感兴趣的内容才会主动进入其视野，进一步形成了回音室效应和“信息茧房”，过滤掉外界多元异质的信息而形成封闭和同质的自我空间或小群体空间，加剧了不同人群的认知差异，不利于社会共识的凝聚，这使得态度极化成为网络空间中意见争论的一个常态化后果。同时，网络信息传播使得社会心态向群体行动转化的可能性增强，各类社会风险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之间互动、传导及转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民粹主义思潮逐渐演化为网络时代的心理支持系统，极端心态被放大，并对现实空间产生直接影响，带来巨大的社会治理风险。此外，在网络社会中,社会心态凸显建构特征，加之公众信息筛选和辨别能力有限，难以分辨真伪，因而常常被海量信息所引导和裹挟，甚至产生“被制造出来的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的影响因素、生成机制、体现形式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有别于治理对象为客观事物的治理理念、范式和工具，社会心理服务和社会心态治理的研究和实践，都应遵循治理对象的基本心理特征和规律。善于把大众的社会心理诉求提炼、转化为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政策主张，从社会心理角度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引领力。 

　　高质量发展是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基础。社会心态治理具备“次生性”特征，解决实际问题是第一位的、本体性的，解决心态问题是第二位的、辅助性的，不能“舍本逐末”。社会心态“多因一果”的生成机制，决定了简单的行为禁止和心理疏导只能治标不治本，过度执着于“心态”层面的治理，反而可能遮掩了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当前部分群体获得感不足、生活意义感匮乏、相对剥夺感强,烈，进而导致心态失衡。只有真正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为塑造更加阳光积极的社会心态、营造和谐友善的社会氛围筑牢根基。 

　　兜底性民生建设是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一是按照更加普惠的思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覆盖重点就业群体和特殊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增加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渠道和机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二是持续完善灵活的就业政策，积极探索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认定标准和劳动者权益保障新方案；三是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数量，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四是继续推动改革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提高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和待遇水平；五是加快出台各项激励性政策，培育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和制度，推动第三次分配更好发挥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是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抓手。建议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纳入社会工作部工作范畴，在建设、干预与服务三个层面进行统筹，建立社会心态监测预警、演变研判、干预引导及研究分析等多层面的治理架构，从而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一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搭建基层心理健康平台,可考虑以社区为切入口开展工作，在人口密集社区开设心理咨询处；二是以个体咨询为手段，建设公益性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坚持全民心态涵养提升和个体心理疏导相结合，培养专业性更强的心理健康人才队伍；三是深入分析社会心态变化产生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在养老、健康、医疗、就业、交通、环保等主要民生领域，建立关口前移、预防为主、专业规范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四是通过促进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给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而又富有深度的文化产品，修建更多适合全民健身和大众阅读的场馆，倡导群众以运动、学习技能的方式释放压力。 

　　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是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载体。当前，社会治理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需要进行跨部门、跨地区、跨领域的协调合作，更强调向社会组织赋权，促进公众的积极参与。一是把握不同阶层的利益期望，努力凝聚发展共识，面对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及其不同的利益诉求，采取阶层分析方法进行具体分析，把握不同群体的心理期待；二是扩大公众参与，使不同阶层和群体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使政策更为公平合理，提升政策的包容性和稳定性；三是据实评估重大社会事件对个体和特定群体造成的心理情绪影响,可考虑成立社会群体风险研判机构或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党委政府组织、跨学科专家建言、群体代表人物参与、综合研判系统风险”的咨询议事机制，做到对社会心态风险的早发现、早预测、早准备。 

　　 （本文作者系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执委会副主任，中央团校党委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

　　（转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