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点调研：基本特征与实践要点

廉 思

　　【摘要】蹲点调研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也是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离基层越近，离办法也就越近；离群众越近，作决策也就越实。蹲点调研不靠量取胜，而是依靠对“点”的挖掘体现其价值，用相对集中的“蹲”来获得事物的状态和特征，从而以点带面，找到共性问题。新时代新征程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把蹲点调研做深做实，注重调研实效，以高质量调研成果推动工作落实，必将有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关键词】蹲点调研  “群众体感”  经验性认知  规律性认知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蹲点调研作为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其不仅是我们党一百多年来行之有效且符合中国国情的调查方法，也是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简而言之，蹲点调查是根据调查目的和要求，在对调查对象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单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借以认识同类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调查方法。

　　与抽样调查、全面调查等不同的是，蹲点调研不靠量取胜，而是依靠对“点”的挖掘体现其价值，用相对集中的“蹲”来获得事物的状态和特征。蹲点调研注重整体与情境，以时间和精力的相对集中投入取代样本数量，以访谈的深入度取代访谈人数，以观察的全面细致取代观察的次数，以真切的现场感取代枯燥繁琐的数字统计。

　　回望百年党史，蹲点调研是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开辟“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明证，是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简便易行而又效果上佳的调查方法。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调查方法上的创新，蹲点调研成为了我们党在调查研究方面的优良传统和务实作风，并进一步促进了调查研究历史的发展。蹲点调研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而是一个有着完备理论体系的“方法群”，这一体系在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方面有着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特点。蹲点调研注重整体思维，适宜中国土壤，它不是直接套用理论，而是从经验中生发出具有解释力的观点，它不是低水平的经验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体现之一。

　　蹲点调研的基本特征

　　集中力量，省时省力。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蹲点调研非全面调查，不如普查和抽样调查准确性高。但是，普查工作量大，所需经费、时间和人力较多，除统计部门外，一般的调查中很少采用。而抽样调查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抽样理论、统计分析方法、问卷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完善和普及而发展起来的，目前中国社会学界公认的三大抽样调查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和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这三大抽样调查用数据方式记录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为分析和理解转型时期国家变化提供了丰富资料。但这些大型的抽样调查也存在一些短板：数据向社会公开的时间较为滞后，问卷发放面向全口径（成年）人口（如若对某一群体展开研究则数据量较小），问题设计针对性不强等。相对于抽样调查，蹲点调研的优点十分明显：调查对象集中，调查时间相对较短，调查内容系统周密，了解问题深，反映情况快，节省人力物力等。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蹲点调研确实是一种省时少力、简便易行、成本收益比合适的调查方法。

　　以点带类，以类带面。全息理论告诉我们，宇宙是一个各部分之间全息关联的统一整体，它具有部分是整体的缩影规律。蹲点调研将社会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各部分之间紧密关联的整体，任何一个部分都反映着整体的信息。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要了解世界无需阅遍万物，只需选取其中一“点”便可窥见一斑，关键在于要把这一“点”选取好。个性中有共性的规律，甚至含有更深层次的规律。蹲点调研的“点”若能恰当反映“类”的情况，呈现“面”的微缩，调查者就可以此从局部推断整体，从“窗口”测度全局。虽然蹲点调研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客观条件受限的情况下产生的调查方法，但在今天大数据和统计技术非常发达的背景下，依然有其广泛的应用场景和强大的生命力。

　　深度入场，获得真知。“点”是特定时间和空间构筑的场域，蹲点调研要求调查者必须“在场”，需要亲身体验现场活动，只有亲身体会才能掌握现场诸多明面的或暗面的现象和信息；“点”是经验和事实的场域，承载着那些正在发生的、有待调查者去关注观察的经验和事实，而真正体现在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上的就是那些扎根于“点”的发现，更具画面感和鲜活感；“点”是复杂关系的场域，在生动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政治过程背后，“点”蕴含着个体、家庭、社区与国家等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待调查者去分析和揭示；“点”是发现问题的场域，调查者只有进入到“点”中去，开展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真问题、好问题；“点”也是校验理论的场域，“现场出真知”，但凡源自现场的概念、知识和理论，无一不是经过了反复调查、反复校验、再构建和再理论化的过程。

　　蹲点调研如何选“点”

　　蹲点调研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选“点”。“点”的选择是基于我们对所要调查的社会现象的初步认识。这种初步认识与实际情况的相符程度直接影响着“点”的代表性，初步认识的偏差往往会导致选“点”的偏差，从而降低“点”的代表性。可以通过找典型来选“点”。1941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向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讲话时谈及“怎样找调查的典型”。毛泽东同志指出：“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可见，在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已经意识到应当通过分类调查来进一步完善蹲点调研。

　　此后，毛泽东同志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中再次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可见，毛泽东同志在选择调研“点”时，十分注意“点”所代表的“类”的范围和边界，强调一“点”尽可能代表一“类”，通过不同的“点”涵盖更多的“类”，从而带动了解更多的“面”。

　　就形式来说，蹲点调研属于典型调查，但就其目的来说，蹲点调研又不同于一般的典型调查。蹲点调研得到的结论不仅适用于“点”本身，而且适用于“点”所代表的“类”的总体。这是因为蹲点调研依据的是事物的个性和共性的辩证关系。社会现象总体所具有的共性包含在属于这一社会现象的个体之中，因此，对个体“点”进行调查研究是认识“类”的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

　　“点”是在一定的对象总体范围（类）内具有代表性的单位。在一定范围（类）内具有典型意义的“点”，到了另一范围（类）就可能转变为非典型。因此，离开了“类”的边界，“点”也就失去了意义。诚然，任何个性都包含着一定的共性，但这不等于每一个性中都具有不变的共性内容。个性与共性的区别是相对的，个性中所包含的共性内容也是随着对象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蹲点调研的目的是从个性中发现共性，因此，确定对象总体的范围（类）尤其重要。但是，蹲点调研本身并不包括确定对象总体范围（类）的方法，因而容易混淆个性同共性的关系，将“点”上结论的适用范围扩大或缩小。人们有可能夸大“点”中的共性内容，从而把某一“点”反映的“类”的情况扩大为“面”的普遍情况，没有考虑到“点”的适用范围仅在“类”内。超过“类”的范围，“点”则不具有典型意义。

　　蹲点调研的主要方法

　　在问卷调查中，调查者与调查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问卷调查可以不进入现场，而蹲点调研则必须“入场”。蹲点调研以具有完整经验的个案为主要调查对象，以深度访谈和座谈会为主要方法，强调在主客体良性互动基础上获得对现象的认识。这是一个由简到繁再删繁成简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再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此蹲点调研的“方法群”也被形象地称为“解剖麻雀法”。

　　“解剖麻雀法”一般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定量研究方法不能运用到蹲点调研中来，也不代表蹲点调研不需要有类似于“抽样”的思维。如果缺少“抽样”思维，往往会影响到蹲点调研的科学性。毛泽东同志曾谈到：“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在毛泽东同志的观念中，已经有社会分层的意识。蹲点调研虽然不做严格抽样，但要具有抽样思维。这种抽样思维与社会统计学意义上的抽样方法相比，根本差别在于“抽样”时样本框是模糊的，样本差异程度也不甚清楚，需要调查者在“蹲点”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对样本及其差异的认识。调查者运用抽样思维是希望在相对集中的“蹲点”时间里，尽可能多地了解“点”的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蹲点调研不是“照相机”和“复印机”，不能只是听听、转转、看看，为了搜集资料而搜集资料，而是要通过具有强烈“现场感”的搜集资料方式捕捉和发现问题所在，通过“访谈+座谈”、参与式观察等形式同调查对象密切接触和互动，从而获取对于现象的感悟和体验。调查者将自己长期浸泡在现场之中，直面问题，亲力亲为，最终获得厚重的生活质感并理解事物的运作逻辑。蹲点调研最大的特色是在亲自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感悟、体验、理解社会并产生判断和认识，而不是拿着“脚本”、只走“指定线路”、只听“经验汇报”。

　　情感融入和价值中立是蹲点调研的重要原则。既要“融进去”又要“跳出来”，这其中关键是要分辨调查者和他者的价值情感。具体来说，调查者在进入现场之前，必须对调查对象的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对其生活环境有一定的研究。以一个陌生人的视角去分析这些资料，不轻视数据、不选择性过滤信息、不预设观点。进入“点”开始实地调查后，应熟悉调查对象的生活环境，进行情感投入，和调查对象坐一条板凳聊，真切地感受其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当进入撰写报告的过程后，调查者应以高度的注意力和忍耐力与调查对象尽量保持“一臂之距”，对调查对象进行理性平和客观的描述。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调查者原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事实之间产生冲突，或者调查者调查发现的社会事实和前人已有的判断结论产生矛盾，这时调查者尤其不能对信息做过滤性处理和想当然的价值祛除，而要基于自己调查的事实真相给出扎实可靠的研究结论。

　　从现象到问题——养成“群众体感”

　　问题来源于现场，浸透在现象里，活跃在情境里。问题不会自动呈现在调查者面前，要用坚定的信念和足够的耐心发现问题，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识别和提炼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调查者的“群众体感”。

　　“群众体感”是对人民群众切身关心事情的把握领悟能力，是倾听群众诉求、用心用情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能力，是清楚问题本质、全面精准摸清群众真实意愿的能力。“群众体感”也是心中有数的表现，是一种准确判断事物发展逻辑、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无序中看到有序、从芜杂信息中抓住关键信息进行提炼概括的能力。“群众体感”往往表现为一种直觉，具备“群众体感”的调查者，可以基于现场的直接观察和切身感受，把表象与真相、现象与本质直接联系起来，把思维认识直接引向正确方向，通过直觉直接找准问题。

　　“群众体感”是社会事实在调查者心中形成的印记。具备“群众体感”的调查者，在现场总是处于想问题的状态之中，而经常思考问题的人，会在理解力上有一种“通透感”——“透”意味着不是只谈现象而不谈现象背后可能存在的原因。在一个有“群众体感”的调查者那里，处处是田野，人人有故事，他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现象当中迅速找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而没有“群众体感”的调查者，要么对现象进行片断化的理解，要么陷入纷繁复杂的现象之中理不出头绪，无法发现真正的问题。

　　培养“群众体感”务求实效。“群众体感”是一种与理论辨析、概念演绎和定量定性方法都有所不同的基础性感知能力，它不能通过理论学习和阅读文件养成，而只能依靠在群众生活中“浸泡”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讲，“群众体感”是一种实践知识、直接知识或者说是经由实践获得的经验。“群众体感”要求调查者必须“在场”，要和现场的人物、事件发生互动，在地化地理解现象。在这个过程中，调查者和调查对象之间、资料收集和分析之间，都在现场发生着密切互动。“群众体感”要求调查者亲自“身入”，用心去和群众沟通，用心体会、理解，这其中绝无捷径可走。“群众体感”是调查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群众体感”逐渐养成的过程，具备了“群众体感”，调查者就有了一双发现问题的“慧眼”，也就可以“寻声赴感”。

　　从问题到经验——训练“归纳思维”

　　基于“点”形成的经验，是从个案材料中直接得出的认识，是对现象经验的结构化阐释，可称之为“经验性认知”，也即“朴素经验主义”。经验性认知是对现象的抽象认识，是一类事物的属性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它超越于调研材料，具有相对结构化的体系。经验性认知位于“材料”和“理论”的连接处，是对问题的抽象和规律的下沉。正因为经验性认知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因此其呈现出的实证性与科学性较强。经验性认知包含理论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关系，但却独立于理论而存在，它不构成一套自洽的解释体系，只是基于对个案的深刻分析。

　　经验性认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它不是现象的白描或记录，不是用材料来解释现象，而是有一定的结构化和逻辑性，力图揭示现象发生机理；其次，它不能直接用来解释其他现象，只对当前的“点”有效，因此不能算得上是普适的理论框架；最后，它内蕴着某种规律，力图形成规律性认知从而用来解释更普遍的情况。总之，既不能将理论直接降维成经验从而导致现象的消解，也不能直接将经验升维成规律从而导致理论的特殊化和超验化，经验性认知介于个体和总体之间，用于沟通两者的互动与转化。

　　经验性认知建立在“点”的个案基础上，所以它不试图建构包打天下的解释框架，而是通过自身的解释以实现对现象的更深一步认知。从问题到经验性认知要完成两个层面的任务：一是将“点”的内在逻辑抽离出来，进一步结构化；二是找到可以使用的理论工具，使“点”的经验具有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冲刺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经验性认知是具有“中观”特色的认识论研究，它要回答的是“如何对特定现象作出特定解释”，是介于形而下的现象和形而上的规律之间必不可少的阶段内容。

　　从发现问题到形成经验性认知，中间需要运用归纳思维进行深入分析。归纳思维有三个过程：一是对现象进行“直接解释”，即利用已有经验来解释当前个案；二是在已有认知的关照下，将“直接解释”结构化，即合并同类项，找到不同个案中公约数的部分；三是将这个结构化的认识置于其他现象当中探求该解释的有效性，并作出相应修正，从而提出更准确的解释机制。三个步骤不断反复，最终打磨出一个相对理想的、能够解释个案现象的经验性认知。

　　蹲点的“点”是特殊化的，对“点”中特殊问题域的特殊阐释是个性化的，但是这种个性化的阐释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结构性，意味着能够进一步的规律化和理论化。对调查中形成的经验性认知要深入分析，得出哪些判断是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而哪些判断具有进一步升维成规律的价值。调查者期待的是从特殊走向普遍，从结构走向系统。也就是说，调查者要在特殊现象中发现普遍性的规律，即所谓的规律性，找到了规律性，调查者才算完成了研究的任务。

　　从经验到规律——储备“理论工具”、形成“社会学想象力”

　　经验性认知是对个案特殊性的提炼，它基于“点”的情况提炼出合理的解释框架来解读“点”的经验。但调查研究不能止步于此，还要完成穿透“点”的效果。从“点”上获得的经验性认知很多，但哪些是只针对这个“点”有效？哪些可以扩展到“类”甚至“面”，让更多的“点”借鉴？对此，应通过对“点”的经验把握，上升到规律层面，生成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规律性认知，规律性认知要回答的是“如何实现‘点’的扩展性”。

　　调查研究中最具魅力之处正在于调查者从个案中总结出的经验性认知上升到规律性认知这一步，这首先需要理论工具的帮助。规律是一种普遍化和结构化的解释框架，但是在面对具体问题域时，规律会完成一个由特殊化向普遍化的转变，也就是将基于“点”的经验性认知经由一定的理论工具，上升到规律性认知的层面。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具体化了，而经验理论化了。这需要调查者熟练掌握理论知识，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对经验性认知的解读才会得心应手。

　　其次，还需要“社会学想象力”的加持。社会学想象力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1959年的著作《社会学想象力》中提出。它是指一个现象绝不会孤立地存在，人的想象力可以“发现”与之相关的新现象或新联系。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当属物理学家牛顿基于树上偶然掉落的苹果由此而联想到万有引力概念之间关系的发现，这是由某一特殊个案的经验性认知而联想到其背后深藏着的规律性认知。规律性认知就是要找寻到现象相关性的联系以及它们究竟是如何联系起来的，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想象力的关键。“由此及彼”的社会学想象力需要调查者在自我感受上有“打通”的体验发生，将既往的看似无联系的现象能够相互贯通在一起，形成一种曼妙无比的通体彻悟之感。具备社会学想象力的调查者能“绕”到现象的背后去，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起而行之走入人民群众之中，才敢想、会想、想得合情合理。现场蕴含着想象，调查研究并非简单地了解情况，也不仅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而是借助想象力去联结现象与现象，进而推动理论与实践对话。

　　最后，“点”的经验性认知借助理论工具的抽象，通过社会学想象力和调查者已有的经验联系起来，进而上升为规律性认知。此时，“点”上的发现就超越了单一性与偶然性，平衡了特殊性与普遍性，解决了扩展性与有效性。“点”的意义逐渐被发现并放大的过程，就是从“经验”上升到“规律”的过程，也是由朴素经验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离基层越近，离办法也就越近；离群众越近，作决策也就越实。蹲点调研立足中国实际，在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的方法论，其一定可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发挥更大的价值。让我们把蹲点调研做深做实，继承并发扬好我们党调查研究这一优良传统，以高质量调研成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作者为中央团校科研与智库工作部主任，二级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②毛泽东：《矛盾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本文转自《人民论坛》2023年第6月上期）